今天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确定的首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署投降书，人类历史上漫长而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了句号，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69年前的今天，举国欢庆抗战胜利。69年后的今天，记者先后采访了《天津抗战》作者、党史研究专家，民间收藏家及抗战亲历者，全方位还原艰难困苦的抗战历程，缅怀浴血津沽大地的忠魂英烈，悼念在战争中死难的同胞，纪念来之不易的斗争胜利。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凯捷著书《天津抗战》。日前，记者正常采访到了这位研究天津抗战史数十年的专家，请他为我们全面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野蛮侵略的历史，以及天津人民反侵略斗争背后的故事。
说起天津的抗日历史，王凯捷认为可以追溯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当时，日本炮轰南门（今鼓楼附近），第一个打进天津，随后是大规模的烧杀抢掠，给天津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此后天津的对日反抗斗争一直十分激烈。
从八国联军侵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由于日本对天津的长期觊觎，导致其采取的侵略步骤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基础上逐步渗透。因此，王凯捷总结：“天津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较之全国别的地方具有时间早、形式多样等特点。”
天津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又是日军入侵华北的大本营，1936年，日本谋划七七事变前夕，许多日军都是从这里出发，到各地进行军事演习。七七事变后，7月29日凌晨，驻守天津的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和保安队在东站、东局子飞机场、海光寺等战场对日进行猛烈攻击，打响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大规模主动出击第一战，即“天津抗战”。
在公大七厂（今天津印染厂）的战斗中，近600名保安队士兵攻占由日军占据的工事，后遭敌军重兵合围，战至只余最后四名队员，他们将全部破坏，走下水塔英勇赴死。日军上前逼问他们为何需要抵抗到底、拒不投降。保安队员毫无畏惧地回答道：“你们侵略中国，我们誓死要抵抗到底！”最终，四名队员全部壮烈牺牲。
天津的战略地位，不仅日本方面十分重视，也成为建立各种领导组织的重要根据地。1937年8月，河北省委在天津建立了领导机关；1937年11月，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成立；1938年9月，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成立……
1937年，平津地区被占领后，为推动全国抗战发展，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北方局号召：“每个优秀的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
王凯捷和记者说，当时通过天津转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达数千人。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市内建立了多个联络站，在英租界泰来饭店租赁房屋，作为南下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的中转站，并利用饭店汽车接送人员。
在转移的大批革命力量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也是在天津转道南下的，她就是化名“李知凡太太”的。当时正在北平西山疗养院养病的按照党的指示，在美国进步记者斯诺的掩护下来到天津。
“1997年，我采访到了美国另一位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到天津后，是他承担起了掩护转移的重任。”王凯捷说，在爱泼斯坦的安排下，住进了英租界印度人特拉蒂开办的饭店（今解放北路邮局对面）。为尽快转移，爱泼斯坦还通过个人的父亲找到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关系，买到去上海的船票，但此时上海局势已十分紧张，为稳妥起见，他们又决定在烟台下船，转道去西安。
由于及时转移了大批员和骨干力量，从而支援了正在全国开展的抗日战争。这些撤离出去的党员、干部以及进步青年等，成为撒向各地的革命火种，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洛川会议后，党中央作出开辟冀东、建立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决定。根据党的指示，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把天津作为冀东抗日暴动和冀中游击战的指挥中心。
对于天津抗日军民在郊县地区开展的游击战，王凯捷介绍道：“日本兵当时最怕和咱们冀东的部队交手。山地的回旋余地大，敌军爬一座山的功夫我军能爬过三座山，鬼子千百次大小围剿作战中基本没有给八路军造成重大打击。”
随着各抗日根据地作战地区逐步扩大，部队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十分缺乏，特别是西药、器械奇缺，天津就成为了重要的物资供应地。
天津地下党紧紧依靠广大群众提供各种渠道。冀中区党委第九地委在药材行业集中的大红桥一带，建立了五个党支部，组织五条地下线路采购和运送医药物资。
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破坏军用物资、仓库等重要目标是天津工人阶级开展斗争的一种有效方式。当年工人们采用的许多灵活斗争方法都让王凯捷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在天津发电所（今第一发电厂），工人们就以磨洋工、浪费原材料、毁设备的方式减少发电；在军械制造所，工人们暗中破坏，巧妙地让枪打几次就变形。”
抗日战争后期，天津市内学生在读书会的基础上，传播战场消息。女二中的进步学生、教师还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大量收集和传递情报，将日军每天出入兵营的人数、次数、装备状况记录下来，向我军汇报。
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天津广大工人、学生、市民和各阶层群众团结一心，形成整体反抗，顽强奋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天津人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给日本帝国主义有力回击，在开辟游击根据地和城市地下斗争方面为沦陷区抗日斗争树立了成功典范。天津作为经济基础雄厚的北方工商业城市，是抗战时期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大批枪弹、药品等物资和技术人员从这里输送到各抗日根据地。独具特色的天津抗战模式在华北抗战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为全国抗日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天津历史学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会长李刚是本市十大藏书家之一。20余年来，他潜心收藏天津史料文献，为研究天津近代史保存了珍贵的历史佐证。首个法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李刚将他收藏多年的抗战时期历史资料通过本报展示出来，用这些泛黄的报纸、书籍、证件、照片……带领我们共同走进了那段或屈辱或壮烈的斗争岁月。
《救亡情报》是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机关报，及时报道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华北等地的侵略罪行，及民众请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
李刚手中，就有一份民国25年(公元1936年)的《救亡情报》。第二版上，题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血账》的文章上写道：“七月十九日，日本驻屯军千余人由津唐等地开抵榆关，本日起在南大寺一带演习……七月廿二日，日兵一百三十余名晨由津赴榆，日兵一大队的二百余名由丰台开至卢沟桥一带演习炮战平市时开炮声隆隆……”李刚表示，这篇报道真实记录了“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在平津一带不断演习，预谋挑起战争的罪行。
《八年苦 日寇侵略中国津市经过》是天津市南开区人陈泽民于1946年编写的白话小说，分为“忠字”、“孝字”两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形式反映了日本侵略天津时，人民的苦状。
如：“小日本、真敢干，起手就把北平占；我中国、游击战，不慌不忙跟他干”；“马路上、拉开被，枕着便道地下睡；二更过了盼三更，锥子尖的东北风”；“租界里、真可叹，多少难民围里转；好黑暗、好黑暗，多处盼的光明现……”
李刚和记者说，在他收藏这份珍贵史料后不久，陈泽民的儿子居然登门拜访，激动地向李刚讲述了父亲在写书时的艰难情境。原来，陈泽民在写这两本小册子时，生活并不宽裕，只是用仅有的钱印了极少的数本，连他的家人手中也没有留下。李刚说，陈泽民在困境中仍坚持出书，正是为了能将这段历史真实地展示给后人，用天津人民的真实感受为日本的恶劣行径佐证。
此外，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天津特别市公署（日本在华北占领区最早扶植的傀儡政权）颁发的居住证；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天津市警察局颁发的国民身份证；民国三十五年，天津市国民学校教员登记甄审训练委员会颁发的教员登记证；抗战时期驻津日军的照片底片，一份份珍贵资料讲述着它们纪录的历史瞬间……
8月28日，记者来到蓟县城东的东大屯村，采访了从江西回乡探亲的老革命孙世昌。12岁就参加革命的孙世昌老人如今已到了耄耋之年。抗战岁月，老人的弟弟妹妹惨遭迫害，父亲也被日军抓去当劳工，痛苦的记忆刻骨铭心。一见面老人便打开话匣子，向记者讲述那段打鬼子的往事。
“那时我还不知道‘暴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觉着大概就是打鬼子、打伪警察吧，还有呢，就是拿鬼子和伪警察他们家的东西。”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作为老孙家的“小九儿”，孙世昌七八岁就承包了家里烧柴的活，还常去城边割荆条卖铜板换棒子面。1938年7月，青纱帐起来了，借着青纱帐的掩护，不堪忍受日军殖民统治的蓟县邦均镇老百姓，打响了冀东20万人大暴动的第一枪，这一年，孙世昌十岁。
“暴动去呀，革命呀！伙计，别净瞅着呀！”在热情洋溢的鼓动声中，看着打进城的三十来人八路军小队和更多的附近农村武装队伍，“小九儿”和弟弟也加入了人群，还在衙门院内捡了几块破木板，拾了个小方凳，这就是他们“暴动”的胜利果实。
“鬼子到处抓参加过暴动的人，抓一个杀一个，还逼着全城的大人小孩去‘陪斩’。”
冀东暴动占领蓟县城的第二天，“小九儿”就感受到了的好，县里学校开学，穷孩子也收，不要钱。在新生报名处，学校老师还给姓孙名“小九儿”的他起了如今的大名。然而好景不长，第三天敌人就开始攻城了，“小九儿”的学生生活草草结束了。反扑夺回县城的伪军和鬼子用刀砍中国人的脑袋，举着带血的刀狂笑。孙世昌的弟弟也在这场动乱中去世了，母亲与他抱头痛哭：“这也是他的福气，人世间的苦他已经受到头了。”
弟弟的死以及冀东暴动的一幕幕让孙世昌永生难忘，后来他老盼着城外再响起枪声，再来一次暴动。在他的心中对日本鬼子仇恨的种子生根发芽：“等我长大了，就去当八路军。”
“跟着我们队长满山转，群众熟悉了，地形熟悉了，没有这一切，别说一条命，十条命也不够‘花’的。”
1940年8月，盘山抗日根据地初步成形，以包森为团长、李子光为政委组建了著名的八路军十三团，这一年深秋，孙世昌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八路军，成为在盘山游击队中年纪最小的一员。在盘山这个大课堂，他从一个不知打游击为何物的事事不谙的娃娃，迅速成长为既能与小股敌人作战又能在大批敌人鼻子底下安然脱身的小游击队员。
“1941年的各项抗日活动还是很顺利的，然而到了1942年2月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噩耗频传。”孙世昌和记者说，先是十三团团长包森不幸牺牲，接着又传来主力转移外线的消息，敌人的第四次、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接踵而至，鬼子的整个27师团，加上几十个团的伪治安军，恶狠狠地扑向根据地。“集家并村”设立“无人区”，鬼子还强迫老百姓挖掘一丈五尺宽、一丈五尺深的所谓“防共沟”，成百上千的干部群众先后英勇牺牲。
1949年春，孙世昌与众多津沽大地的革命战友一起奉命南下，在江西这个红色革命的发源地，他缉拿特务，清剿土匪，把自己的大半生贡献给了当地的公安事业，然而他至今仍然思念着天津，牵挂着盘山，每年夏天都要回来看看。
“跑反”二字，对于当今社会的人来说怕是非常陌生，然而在那烽火硝烟的抗战年代，这个词可以说妇孺皆知，谈之色变。从小在蓟县侯家营镇魏庄子村长大的88岁魏奶奶和记者说，随着1937年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到来，小村庄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从此“跑反”成了人们的家常便饭。
“快跑啊，鬼子来了”，魏奶奶对于10岁这年慢慢的出现的这句“鬼子来了”的警报记忆犹新。从这一年开始，“鬼子来了”成了村民们的噩梦。村里不少男人被抓了壮丁，敌人的炮楼雨后春笋般修起来了。魏奶奶说，“打那以后，村里的老百姓都提前收拾好东西，轮流在村外站岗放哨，察看鬼子的动向，一有要围村的风吹草动，就立马由姑太等长辈带着各家的姑娘跑。”
魏奶奶说，“有时一听明天鬼子要来，夜里大伙就开始跑，半路还下暴雨，不敢走大路，都蹘到苇子坑去了。不少人你拽着我我拽着她，串一大串跑。白天不敢出来，在棒子地里一呆就是半个月。就在我们躲着睡觉的棒子地外面不远就打死个人。”
“日本鬼子来之前不少人家里都有枪，打土匪用的，后来一次暴动就都跟着闹革命去了，再也没回来。”
魏奶奶的父亲是村里负责接待八路军的民兵分队长，魏奶奶和记者说：“工作组干部隔三岔五就来家里住，就在后边的厢房住，有些时候还把两三把短枪藏在家里，一藏就是几个月。”
“小日本鬼子过年都不闲着，初一就来围庄了，我爸提前收着信，年三十晚上没吃饭就跑了。”魏奶奶说：“我爸在外面躲了半个月，以为没事了，没想到村里有汉奸报信，正月十五他刚回来就被桑梓镇炮楼的鬼子抓走了，审问的时候拿开水浇，拿烙铁烫，就问他给没给八路军办事。后来救回家的时候浑身哪都烫坏了，一个大老爷们抱着我们全家哭。”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转眼间抗战取得胜利。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抢掠罪行却仍历历在目，日寇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七七事变”后，29日凌晨，中国29军驻津部队向日寇发动攻击，是中国军民抗战初期唯一一次主动发起大规模出击日军的战斗。最终由于寡不敌众主动撤出，30日天津沦陷。
7月至10月，冀东抗日暴动爆发，天津蓟县、宝坻、宁河、武清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暴动洪流，并形成主要斗争地区。
9月，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建立起四条交通线，打通了抗日根据地与平津等敌占城市之间的联系。
6月14日，日本为夺占英国在华权益策划天津事件，封锁天津英租界，其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
8月20日，八路军百团大战开始，冀东抗日根据地军民配合百团大战开展敌后斗争。
日军开始在华北全面实施“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军对盘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空前残酷的大规模“扫荡”。
2月17日，抗日名将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兼十三团团长包森在遵化野户山村同日伪军作战，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1岁。
11月，抗日武工队在津赤碱滩一带活动，并将当地改名为赤土村，建起抗日民主政权。
6月5日，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占领大城市的重要性，渤海区委、冀东区委、冀中区委、中央北方局城委纷纷派遣党员干部进入天津市内开展工作。
6月25日，冀中九分区三十八区队和津南支队深入天津近郊活动，伏击了白塘口、咸水沽300余名日伪军。天津城区已处在周边抗日根据地包围之中。
10月6日，天津日军受降仪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部(旧法租界会议局)大楼门前举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署投降书，无条件投降。
1949年12月23日，刚刚诞生两个多月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8月15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日，政务院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为9月3日。通告指出：“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
这一认定，在1999年国务院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再一次得到确认。今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通过立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后，法律上的约束力更高，把抗战的正义性、对死难英烈的纪念和缅怀永久性地固定下来。
据了解，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9月3日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8月15日，日本仅仅是宣布投降，而未签署投降书，《停战诏书》只字未提侵华战争。二是以战败国签署投降书的次日为胜利纪念日，是国际惯例。例如，1945年5月7日，德国向盟军投降并签署投降书，于是5月8日就成了“欧洲胜利日”；1945年5月8日，德国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向苏美等国正式投降，因此，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将5月9日视为“卫国战争胜利日”。
